我的父亲是土改时期参加工作的干部。大家都敬佩他一心为公的工作作风和两袖清风、严于律己的好家风，亲切地称他是“我们的老书记”。

　　1962年，国家遇到了经济困难，要求干部的家属和子女带头下放农村。父亲当时任舒城县千人桥区的特派员，就让我们全家到农村安家落户。后来国家经济发展了，有了回城政策，这时只要父亲打个报告我们就可以回去安上城镇户口，但是他说：“在农村这么多年了，也挺好的。”，于是我们放弃了回城的机会，仍然在农村生活，父亲一个月回乡看望我们一次。

　　父亲在“一把手”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特别爱护新提拔上来的干部。有一次他去县里开干部会，工作由副手负责，这期间，发生了一起“放倒绿化树”的事件。上级来人调查，我父亲将全部责任承担了下来，宁愿自己挨批评，也不推诿给下级。这种“敢于担当”的工作作风，让老书记在群众中的威信比以前更高了。在对待利益方面，父亲又总是先人后己。有一次调整工资，按年限论资格父亲排在第一位，但是他毫不犹豫地把名额让给了一位从部队转业的干部。

　　父亲对我们子女要求很严，从不以权谋私。1973年，我高中毕业了，大队的小学校想让我当代课老师，父亲不同意，让我回生产队继续干活。

　　1974年，公社分到了一个上大学的名额，我在农村表现很好，大家推荐我填了表。谁知道父亲看见以后，硬是把我的名字换掉，让给其他人上了大学，我就留在农村继续锻炼自己。在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以后，我组织团员们经常做好事，帮助有困难的人家收麦子、割稻子。1975年我加入了党组织，当选为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

　　在这期间，我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让我在最基层接受生活的风风雨雨，锤炼不怕困难的坚毅品格。我要向父亲学习，学习他的好品德，传承我们的好家风，努力做一个党的好干部。有一次分鱼，有人想照顾我家，让小弟把一条大鱼拿回来，我知道以后，很快到大队付了鱼钱，做到公私分明、廉洁自律。

　　按照上级的指示，公社要培养妇女干部，到大队来了解情况，连续召开了党员和群众座谈会，大家都推荐了我。经过考察合格后，1976年我到杭埠公社担任了妇女干部，1983年又调到河南公社当党委秘书，1985年我随爱人调到科学岛工作。

　　面对全新的科研单位，我服从分配，努力学习科技知识。在做“记忆合金”的实验中，我和科研人员一道经常加班加点，值守夜班。研究所在进行改革以后，需要财会人员，我就到行政处和所财务科当了会计，一当就是20多年。这期间，我被选为研究所的职代会委员，兼管计划生育工作；。在大家的信任下，我又当选为澳门赌场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固体物理研究所的纪检委员。退休以后，我还成为老科协的会计，哪里需要哪里去，我很乐意为大家服务。我也以好家风教育孩子，儿子媳妇都是共产党员，工作独挡当一面，我感到很欣慰。

　　我报答父亲母亲的养育之恩，就是“常回家看看”，只要看见我，父母的心就踏实。每年的冬天，我一周回舒城一次，给母亲洗澡。母亲腿摔了住院一个月，也是我每天照顾她直到生命的最后。接着我又陪伴老父亲，让他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幸福地走过了94岁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