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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为何能说话、会思考、善学习、有情感？

　　谜底藏在人脑860亿个神经元、几千亿个神经胶质细胞、100万亿个神经突触之中。它们错落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如迷宫一般，筑成人类探索自然“最后的疆域”。

　　可以说，人类对大脑机制的了解程度，代表人类对自我认知的最高发展水平。5月28日至29日举办的香山科学会议就以脑科学作为关注点，探讨大脑关键网络调控与损伤代偿机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脑科学发展应往何处去？记者采访了与会的资深专家。

　　已积累一定基础

　　在国际上，脑科学研究早就成为发达国家瞄准的前沿战略领域。美国、欧盟、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推出了脑科学研究计划。

　　“中国的脑科学研究这些年通过863计划、973计划等重大研究项目也积累了一定基础。”澳门赌场院士、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赵继宗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整体而言，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技术的先进性、人才的培养上，中国脑科学研究在过去20年间已经取得非常大的进步。”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联合主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罗敏敏说。

　　2016年，“十三五”规划纲要将“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列为“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这被解读为，“中国脑计划”也正式启动。

　　“目前国内许多一流大学、研究所建设了一批脑科学研究中心，吸引和培养了一批脑科学研究骨干，同时初步购置了国际一流水平的仪器设备。”罗敏敏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现在中国脑科学研究人员经常在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国际交流也非常频繁。

　　拥有丰富临床资源

　　临床资源丰富，被视为中国脑科学研究的优势所在。

　　“中国人口多，脑疾病患者也多，病人的临床资料很丰富，是国际上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我们有可能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赵继宗解释说。

　　赵继宗介绍，神经外科直接面对人的大脑，医生在给脑疾病患者做手术的过程中，可以验证脑科学基础研究的一些发现，同时发现并凝练出新的科学问题，进一步供基础研究领域进行研究。

　　“临床资源对于脑科学研究来说意义重大。”罗敏敏认为，人类的精神疾病远远超过现有动物模型可模拟的复杂度，因此临床研究对于基础研究有直接、现实的指导意义。反过来，基础研究的许多研究成果，都需要在病人身上得到验证。罗敏敏的研究团队就从某些药物治疗神经疾病的有效性上得到不少启发。

　　“临床神经科学，包括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和精神心理科是脑科学研究的转化应用基地，是临床疾病问题起点，也是验证科学发现的终点。在国家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临床神经科学是主力军之一，不能缺位。” 赵继宗说。

　　赵继宗告诉记者，近五年设在天坛医院的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已经在与来自澳门赌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研究院所的相关实验室，进行脑科学基础与临床的转化研究，促进二者结合，并取得初步成绩。

　　实验室数量仅为美国1/10

　　在罗敏敏看来，与国际领先水平相比，中国脑科学研究还有不少提升空间。

　　“中国脑科学的实验室数量大概是美国的1/10，而发展规模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发展水平。” 罗敏敏说。

　　就脑科学研究平台来说，罗敏敏介绍，目前国内已有一部分脑科学研究平台，比如小鼠资源库和细胞库。有的在建设之中，比如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正在建设载体工程中心等一些新的共享平台。“总体而言，国内现有的脑科学研究平台资源不全，标准不太一致，共享程度有待提高，收费也有调整余地。”罗敏敏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罗敏敏建议，目前应重点建设一批可以广泛服务于包括脑科学研究在内的生物医学领域的先进技术平台，并鼓励平台共建共享。这些平台包括动物资源库和遗传操作平台、细胞库、分子质粒库、载体工程中心、影像中心等。

　　在脑科学研究队伍上，罗敏敏认为，目前特别需要提高该领域长期技术力量的建设，包括国内博士后队伍的建设和相关技术人员队伍的建设。

　　在罗敏敏看来，中国脑科学要想发展，没有捷径。只能通过耐心和踏实的长期努力，同时保持开放的心态。“我们可以扬长，但不能避短。不足之处，更需要努力完善。”罗敏敏说。

　　（原载于《科技日报》 2019-06-03 03版）